民国年间仅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太原，却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当铺，光顾当铺的客人有当有赎，生意十分红火。
来到香港，大大小小的当铺，满大街都是，我没见过太原当铺，估计与香港当铺无异吧，香港当铺我也只看到外观，正真里面是怎样的，当铺的精髓部分是什么，我也一无所知。
太原城有名的典当业：元隆当（四岔楼）、晋和当（棉花巷）、隆记货店（上肖墙）、聚和当（东校尉营）、义隆当（上肖墙）、广和当（三桥街）、广义当（西夹巷）、庆丰当（开化市）、晋义当（棉花巷）、济仁当（上肖墙）。
另外全城遍布这些大当铺出资的分支机构——“代当”。这些大当铺的二掌柜或柜头，几乎全是由原在祁县、太谷、平遥等县任过钱庄、票号、当铺的“晋中帮”的老店员担任。
二掌柜或柜头，也就是当铺里负责鉴定估价的人，二掌柜或柜头是当铺里最重要的角色，要当一个合格的二掌柜或柜头，不但要有丰富的鉴别能力，还得有八面玲珑的处世经验，而且必须心狠嘴狠，关键时刻要能黑心杀价。
太原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当铺，不过多属于“小押店”性质，质押日期较短，一般就是三五天或十天半个月。大当铺都是一月开票，不搞短期质押。
太原的大当铺墙壁上或大门内的照壁上，都有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约七八尺高的白底黑字“当”字，民国初年，有些店铺门口还挂着一对绿柄红头*棍，这是清末沿袭下来用以炫耀及威吓“刁民”之用，后来很快就消失了。
当铺的柜台，是三百六十行中最高的，大约有五六尺高。柜台里的人高高在上，总是俯视着顾客，而顾客都要被迫踮脚仰首，把要当的物品双手捧上去。
民国时期，太原街面上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有当有赎上等人，有当无赎中等人，无当无赎下等人。”，这句话也成为民国时期的真实写照。居家过日子，总有一时钱紧的时候，拿自己的东西到当铺抵押换钱，解一时之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总比舔着脸开口向亲朋好友借钱要好。
当铺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利润丰厚。当铺借贷的月息，通常是一分，也有二分和三分的。日伪时期朝鲜浪人开设的“小押当”，期限为10天、15天、20天，最多30天，利息从10分起，高达40分。
过期无力赎回的抵押品，就成了“死当”，即归当铺所有，当铺有权处理。“死当”约占当户的三分之一以上。处理“死当”，当铺老板获利颇丰。太原的几家当铺的老板，同时都开着金店、估衣铺，全部利润都是独家控制。当然，也有一些中、低档物品低价售于店员，或集中到庙会去销售。
当铺所收的品种繁多，但也有一些是不收的。如土地房屋不动产不收，但可以用契约文书抵押；对大公司的股票（如太原电灯公司、晋华纺织厂等）也可抵押。
典当业是个特殊的行业，一些大当铺也会收一些诡物。所谓诡物，其实就是一些邪门诡异的物品，例如古墓出土的古物。
当票里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学徒每夜必须秉烛学习当铺式的书法，学徒期满后，每个人都能练就一手好字。
当铺开出的当票很特殊，一是让外行人难以辨认，无法摹仿、篡改、伪造。二是防止一些江湖骗子。在当铺内部一些专业的行话暗语，外人也听不懂。当铺也会自己作*，坑害当户，所以都用特殊的草字，减笔字，变化字，行内人认得，外人却是认不得。
当铺的规定是认票不认人，凭票赎当。万一遗失了，也可找保补票，赎当时原抵押品的品种、名称、数量，所以一般人拾到当票或小偷偷了当票很难。
当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店伙计离店(包括请假探亲)时，衣物行李必须交账房先生或内柜验看，称为“亮相”；不准学徒吸烟(卷烟或水烟)、酗酒；不准留宿亲友等。店内都张贴着一张专为外人设立的店规：“免谈国事”。
当铺，就是现代金融业的鼻祖。太原当铺中，资金最雄厚、气魄最大的是元隆当及义隆当。前者是清末巨富、祁县人渠本翘出资，后者财东是祁县乔家。
原的各家当铺，除了经营典当外，都进行“地下钱庄”的活动。它吸收游资办存款，利息高于银行钱庄。手续简单，受人欢迎。日本投降后，由于物资紧张，地区差价很大，物价一日三涨、早晚市价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当铺先是公私合营，后被取消，从此，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完全没有了当铺的影子。
民国太原城改革开放后，典当业恢复经营，但性质同旧时完全不同了，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典当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从属和补充，成为一种方便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