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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中宣部出版局“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1～2月荐书《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文
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
编辑
米粟
自从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很多观察家开始担心，过去35年的高速全球化时代将一去不返，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此裂解，世界经济可能正步上逆全球化的通道。
如果我们观察一些经常使用的衡量全球化进程的指标，就会发现全球化的脚步的确从年开始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但自从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除了年后三季度与年前三季度，曾短暂出现过贸易额增长速度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其他年度与季度贸易额增长速度都低于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图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从长期趋势来看，贸易额增长速度趋缓也十分明显，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9%，然后一路攀升到年的60%，但从年到年则缓跌至58%。
那么，全球化真的进入裂解轨道了吗？
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
首先，我们不要被一些悚动的媒体标题误导，也不要被一些统计数据的表象迷惑，我们要理性地回答下面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之中？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
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力量，究竟何者为大？哪一种力量更具有主导性？
第三，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各国，抗拒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相较于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在社会力量的平衡上哪一个更具优势？是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还是反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在日益壮大？
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十分脆弱还是十分强韧的？这些基础是否脆弱到经不起关键行动者的破坏与干扰？还是它们有足够的强韧性及可依靠的厚实利益分享结构，可以对潜在的破坏行动起到强大的束缚作用？它们是否也有足够的弹性与灵活性来克服或绕过新增的障碍与险阻？
一旦我们认真评估这四方面相互关联的问题，就可以摆脱可能的误判，就可以拨开云雾看清楚庐山真面目。
以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增长速度，的确从年以后明显趋缓，导致不少观察家做了轻率的判断，这主要是由贸易保护主义蔓延所导致的全球化退潮现象。
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作用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深层变化。
第一重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一直是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承担着“世界组装工厂”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接着，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设备与零部件在取得竞争优势后，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
所以，中国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从年到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在中国的出口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分别达到41.1%与31.2%。同一时期，消费产品所占比例在年为27.0%，比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正从组装逐步过渡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年12月18日拍摄的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中国在过去10多年出现两个趋势：国内需求增强以及持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也多多少少在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出现。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从年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产品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直接供应当地市场，也有越来越高比例的零部件改为在当地采购，这解释了为何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重变化：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也正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甚至可以说扭转了过去将近年全球化的运行规律。
法国知名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两位资深经济学家夫奎和于戈，建立了一个从年到年，双边贸易流向的完整数据库。他们的数据显示，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富裕国家（含以色列与日本）的需求而展开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它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
但进入21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连续超越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增长。
▲1年11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签字仪式上签署文件。图/人民视觉
因此，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就从1年的14%增长到年的29%；与此同时，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则从1年的45%一路下滑到年的29%。两者已经旗鼓相当。未来，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第三重变化：部分制造业活动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
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保护主义的作用反而居其次。
例如，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台资企业想要规避中美经贸摩擦的风险，如果劳动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那自然会选择将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墨西哥。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的制造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因为在新技术条件下选择离岸生产的诱因降低，还不如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不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的配合意愿也很高，但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分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发现困难重重，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会拖累整条生产线。多数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运营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实体产品交易价值比重逐步下降，非实体产品持续上涨。
过去10年，虽然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减缓，但服务贸易仍维持强劲的增长动力。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物贸易高出60%，而且这个数值是被低估的，因为有很多种类型的服务贸易是通过网络交易，或非正式渠道交易，或个人境外消费的，很难有效追踪与统计。
尤其是传统的贸易统计基本上无法区分出实体产品与非实体产品的价值比重，因为后者经常是与前者一起捆绑出售的。
例如，上海振华重工出口一套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装卸系统，这笔交易不仅仅是实体装备出口，还包含规划设计、专业运送与安装服务、智能软件授权、操作人员培训、软件更新与升级，以及长期维修服务合同。维修合同里可能包括派驻现场技术指导人员，以及为客户提供全天候的设备使用状态的远程数字侦测、在线及时反馈与大数据分析报告等。
所有这些非实体产品的销售总值往往会超过这套硬件设备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与实体产品捆绑的非实体产品销售，可以合并为一笔出口交易合同，或分拆为数笔交易合同，各项目的报价也可以弹性调整，完全可以根据买卖双方的会计、税务、法律合规、财务与融资等各种考虑而做弹性安排。
这些非实体产品的销售可以通过母公司、买方当地的子公司或任何获得授权的第三方公司来执行，所以可能全部纳入官方的货物贸易统计，可能部分纳入官方的服务贸易统计，也可能部分移转为第三国的服务贸易，甚至有可能一部分被归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统计。
展望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被过度渲染。
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浪潮与贸易战对全球化的打击不应被高估，想利用惩罚性关税来打击特定国家的产品出口的效果有限，因为不仅厂商可以用各种方式通过第三地简易加工再出口，而原产地证明的国际通行门槛是要求25%的当地附加价值，这并不难用浅层次加工外加会计手法克服，尤其在执法力度不严的国家。
更何况，与实体交易捆绑的非实体交易很难确定其原产地来源，这些价值比重越来越高的非实体产品可以轻易通过网络完成跨境交易，并以各种灵活的交易形态向管辖机构呈现，要规避贸易战的烽火波及并不困难。
裂解的巴掌拍不响
自从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现有的欧盟框架是否能避免进一步的裂解也是悬念。
▲年1月31日，在英国伦敦，一名女孩挥舞英国国旗。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最大的裂解风险则来自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
这批与时代潮流脱节的鹰派，不仅试图把俄罗斯、伊朗这些战略对手，逐出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还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惜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
他们不仅动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离间中国与其战略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也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他们不惜使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功能陷入瘫痪，不惜拆解过去30多年跨国企业所搭建起来的紧密、精致而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也不惜剥离中国与美国两个社会在金融、科技、卫生、环保、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在乎美国的移动通信系统可能因此落后于最先进的5G科技潮流。
曾经成功预测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名声大涨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Roubini)年在专栏中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
他认为这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后果可能比过去美苏冷战还要严重。美国意图全面冷战的思维和行动会把逆全球化带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将划分为两个不兼容的经济集团。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的贸易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数字领域也将变成“分裂网络”，西方和中国节点可能无法相互连接。
▲图/ICphoto
他也预言，美国会希望其他国家“选边站”，不过大多数国家都会试图与两者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毕竟，许多美国盟友现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超过美国。
鲁比尼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不过可能言过其实，因为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他假定美国单边施压各国“选边”的策略，一定会招致中国以同样手段反击；他也假定美国全面封杀中国高科技企业依托美国企业或机构主导的系统平台、基础性软件或技术规格，那么中国必然会选择开发一套平行而互不兼容的独立系统。
这两个基本前提并不完全靠谱。
首先，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进行正面政治拔河。中国会选择以更大的力度，强化和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也会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让全世界的生产者、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
中国人的智慧是有容乃大，不会借着自己块头大而逼迫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削弱或切断与美国的经济往来。
中国也会继续欢迎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例如，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落地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年，中国政府在上海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家企业参展。
▲年11月4日，媒体记者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中心媒体公共工作区工作。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中国政府还主动调降了包括汽车在内的进口关税，让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由年的9.8%降至7.5%。唯一不能享受关税下降好处的是美国的出口商，为了反制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中国也陆续对美国产品加增5%～25%的关税，让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达到20%左右。
另外，为了争取广大的全球消费者，中国在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产品时，自然会尽可能维持与西方主流科技规格的兼容性，无论是智能设备操作接口，还是制程工艺、IC(集成电路)设计、系统软件等。即使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及欧盟开始给中国企业并购高科技公司设下更严的审查程序，中国在享有领先优势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同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合作仍在正常推进。
从贵州的中国天眼、深海勘探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到年6月正式启用的“天宫号”空间站，中国欢迎外国科学家的各项合作研究提议，但过去长期拒绝中国参与太空合作的美国除外。
▲年4月27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深潜归来。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单边施压各国政府与跨国企业“选边”的策略很难奏效，因为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的。
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会美国施压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信设备，因为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亿美元，并且5G牌照的进度至少会因此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单靠言词恐吓与毫无实据的通信安全疑虑指控就可以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
对于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
像高通、博通、美光、超微、英特尔这些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它们真的会被逼到生死存亡关头，所以它们也会想尽办法阻拦美国政府两败俱伤的做法。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西方媒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