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与东盟合作构建区域价值链
二〇〇一年，日本政府部门发布了《贸易白皮书》，其中预言到，随着在东亚生产网络中日本失去“领头雁”的地位以及中国的异军突起，东亚地区将迎来万花齐放的竞争时代。此时的东亚各经济体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其中，日本主要生产核心零部件和中间品，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则在零部件的组装方面更专业化。
在日本逐渐失去领头雁的位置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也日趋密切。东盟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但是其各个成员国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基于这种现实，在合作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中国与不同东盟国家合作领域和方向也迥然不同。其中，新加坡作为首个与我国签署全面自贸协定的国家，其自身特色产业主要包括电子工业、精密工程、石化工业、生物医药业、金融保险业和海事工程业。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对新加坡出口主要商品包括机电产品、矿产品和运输设备，从新加坡进口主要商品包括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塑料橡胶等。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对新加坡出口主要服务为运输服务、贸易相关服务、商业管理服务和电子信息服务，自新加坡进口主要服务为运输服务、金融保险以及商业管理服务。
在双边投资方面，作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国家，新加坡的产业多为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实体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我国制造业的崛起贡献了力量。
新加坡目前对华投资主要项目集中于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和南京生态科技岛等。中国对新投资则以并购为主，少有绿地投资。
可见，新加坡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虽然在国际分工中整体位于上游的位置，但国土面积狭小，自身资源禀赋优势不明显，更依赖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以实现国内产业专注于附加值较高的行业，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不仅充分开发了中国的广大市场，更维持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而中国通过与其合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学习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生产技术，夯实了自身的工业根基，为如今实现价值链攀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中新两国合作起点高、质量优、影响大、互利共赢效果强，在区域内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东盟成员国中，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过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实力，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中游水平。
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资的增速开始放缓，其纷纷将目光投向区域内其他国家，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中国相继成为三国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虽然三国制造业占国内GDP比重都相比较高，但各国产业特点也各有不同，马来西亚制造业以机械、电子通讯、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为主，泰国制造业主要门类为汽车装配、电子、塑料、纺织等，印尼则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工业制造业品类较多。
双方多年来凭借产业互补性在制造业领域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在国际分工中各司其职，支撑了各自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成熟，稳固了各自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三国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其在制造业领域维持并发展其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深入的合作将为该地区打造新的科技创新引擎，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越南和菲律宾作为工业化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科技创新对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过去双方的合作集中于农产品的贸易。近年来，中方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和电力生产行业，对菲律宾投资主体主要以大型中企为主，投资方向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和电信设施建设。
随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向国外转移，与此同时，越南和菲律宾两国都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尤其是菲律宾，由于历史原因拥有数量众多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能熟练运用英语的劳动力，适合承接中国的部分产业。
对其自身来讲，承接产业帮助两国加速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解决国内劳动力就业问题，优化国内资源禀赋的配置，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对中国而言，转移落后产能有助于集中已有资源投入高附加值行业，实现价值链的上游攀升。
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内支柱产业多为农业和自然资源采掘业，过去的这些年三国均未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但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数字技术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全球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引起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贸易规则进而重构全球价值链，全球竞争格局正在加速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进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区域价值链的整合。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随着环境压力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转型经济，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已刻不容缓。
因此，中国在未来需要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更深度的嵌入全球价值链技术创新的生产网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首先，双方对新发展方向有着较高的契合度。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根据自身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方向推出了各自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如中国政府正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顶层设计，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指导性文件。
新加坡、老挝、缅甸和文莱都相继制定一直到的长远总体规划，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推出了工业4.0战略目标。二〇二〇年6月，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正式启动，双方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征信平台和智慧城市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展开了更深入的技术合作，推进数字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共享数字经济福利。其次，双方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具有互补性。
在跨境贸易、数字支付、物联网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国都拥有一定的技术比较优势，而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但是东盟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互联网活跃用户显示出发展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根据中国商务部的预计，东盟数字经济的规模到年预计将达到亿美元，将占国内GDP的比重为8%。当然，数字技术合作面临的不仅仅是机遇，还有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总的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比较落后，且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
第二，缺少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目前，欧美国家凭借其在数字产品、市场和数字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主导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虽然我国也积极参与了规则的设计并提出了建议，但总的来说，我国和东盟各国仍然处在跟随地位，不利于各自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与东盟加强双方合作，制定区域内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数字经济区域价值链有助于掌握主动权，根据自身发展特点量体裁衣，才能实现数字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三，监管体系存在时滞性。数字技术作为一系列创新型技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势必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如信息数据孤岛、数字产权不明晰、信息数据垄断导致的不当竞争行为等，缺乏相对应的引导和监管处罚措施，长此以往将削弱国家整体创新强度与能力，不利于高速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对现行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推动监管方式改革，才能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