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当下我国文明探源中的科学方法问题，讨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义。在强调了常用术语概念化的基础上，梳理了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最流行的几个关键术语：考古学文化、族群和国家，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没有逻辑的对应关系。因此，偏好二重证据法的夏代信史学者将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族和夏代的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面对当下学术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学好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开阔文明探源的视野，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能够跻身国际水平。
文明探源；科学方法；术语概念化；关键概念；夏代之争；学术全球化
当下，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我国学术界的热点，特别反映在二里头与夏朝的争论以及如何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问题上。对于像夏代信史的问题，我国学者不但与欧美学者看法大相径庭，而且国内不同学者的观点往往也难有共识。我国学者对于这类问题所产生的歧见，除了根据自己的经验陈述各自的理由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反思我们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许多争论的产生，不是研究对象有什么难度或多么复杂，而是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偏差，以至于陷入鸡同鸭讲乃至缘木求鱼的困境。我们传统的学术训练一直局限于经验性知识的传授，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这可能是许多重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关键所在。
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Furth）指出，中西的学术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古希腊开始，基于逻辑和数学等抽象思维的形式和逻辑严密的推理方法就开始成为欧洲科学的理性思想，而自牛顿力学开始的科学研究就将完全内在的逻辑方法与经验实证的概念联系起来。一旦精密的数学语言用来表述经验主义的观察，科学理论就产生了。科学理论的精髓在于逻辑上非常严密，又能解释真实世界的事实。然而，就推理正确的方法论而言，传统的中国人并没有类似的遗产，他们并不将接受和否定一种主张看作是一种可以用逻辑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明显缺乏实证主义的研究，也不依赖逻辑思辨来指导探究的路径。于是，纯思辨的方法和想当然耳便成为学者的致命弱点[1]7-8。
在文明探源和夏代信史的争议中，我觉得值得从争论的问题中跳出来，先反思一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否正确。这需要我们从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义出发，深究我们认识早期国家的途径。本文先讨论科学方法的问题，然后谈谈术语概念化的重要性。最后在梳理几个关键概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科学研究的要义
美国科学哲学家肯尼斯·胡佛（KennethHoover）和托德·多诺万（ToddDonovan）指出，科学是思考和提出问题的方法，不是一种知识。它并不存在于书本、机械和报告里，而是在我们脑子不可见的世界里。它是人们为了追求可信答案而提出的一套探究和观察的规则及方式，并为研究者提供解决问题的一种策略，以及评估某结论所用证据可信度的批判性能力[2]2-3。
科学是一种或然性（概率）研究；或然性推理是说，即使你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逻辑，其结果也未必正确。因此，科学研究从不奢谈“真理”，也与信念无涉。科学活动主要是评估观察对象不确定性的范围。人们把自然科学称为硬科学，社会科学为软科学，这是因为后者的研究方法不如前者精确和客观，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而且人文学科更加强调主观意见，总是被对真实性的主观理解所渗透。所以社会科学要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它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考古学在社会科学中更为特殊，它是从物质文化来间接了解过去，因此这种研究的或然性或可信度更低[3]。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R.Willey）说，“考古学是一门难以捉摸的学科。任何坚持某种记录绝对可靠的人，很可能是想欺骗别人，也绝对是在欺骗他自己”[4]。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或事实的本质和本源。本体论是对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相。（2）认识论，是指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事物或研究对象，它包括观念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在此，知识是一种建议性的知识，它与信念不同，需要提出某件事情为何这样的理由，并令人信服。在自然科学中有证据、论断和逻辑的共同标准。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别，社会科学一般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研究自己，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和价值无涉。（3）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因此，上述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对象的本质、认识的主客观视角以及达到目标的途径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部分出了问题和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结果都会出现问题。
本体论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概念或术语上，因为概念是各种理论的核心部分，它对于构建理论命题来说是主要的建筑之物。探讨概念就是思考被概念化现象的本质。概念对于本体论的意义不只是提供一种定义，而且判定什么对某一研究对象是最重要的。但是，大部分人文学者对于研究的概念问题并不挂怀，在概念或术语的运用上往往十分随意[5]1-18。
概念由语言所构成，是人们在彼此之间和与环境互动中获知和指称的事物、情感及思想。虽然语言大体上基于共识，但是我们在命名事物时仍然面对很大的困难。因为，同一名称所指的东西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而同一种东西也会有不同的称呼。因此，正确称呼一件东西和事情是理解的起点，这是我们把握事实真相以及多种关系的关键所在。赋予一件东西以正确名称的重要性绝对不能低估。17世纪英国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说，事物的适当命名对于建立政治秩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是主权的一项关键功能[2]12-13。
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有意无意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与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特别是考古学，需要比较历史学与民族学的材料来认识古代的情况和物质文化。比较也包括解释，为何不同原因导致相似的结果，或表面相似的情况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定义我们的概念。概念是思考的基本单位，以便我们能够类比。如果根据观察的对象来定义概念，那我们处理的是经验性概念；如果根据抽象的基础来定义概念，那我们处理的是理论的概念。对于科学目的而言，概念是：（1）尝试性的；（2）基于共识；（3）只有在它们能把握或分离现实中某些重要和可定义的对象时才是有用的。思想和理论是根据概念的联系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是一种核对概念陈述的途径，而且是通过参照可见现象来检验它们之间联系的一种途径[2]14-15。考古学理论在概念的帮助下可以：（1）提供材料解释的方式；（2）将各种不同研究联系和整合到一起；（3）允许我们能够为自己和他人的发现提供有意义的解释。
认识论是对知识和信念合理性的研究。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这就使历史学和考古学具有与其他人文科学相同的一个特点，即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地位。研究人员可以主观介入本该从外部去研究的对象，使他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方法的必要性[6]21-22。结果，即便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自以为客观中立，但是在分析材料和做结论时，总难免表现出他自己的期许，难免在做出历史解释时渗入他自身的偏好、阶级立场或社会价值取向。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将认识论定义为“